股票配资吧 1950年除夕吴敬中李涯沈醉文强在看守所吃了什么、后来去了哪里？

1950年的除夕，对于那几位曾坐镇保密局天津站的一把手来说，这日子的滋味简直就是个巨大的黑色幽默。这一天，最后接手这摊烂摊子的那位，还有倒数第二任那位，都在吃牢饭。这两位少将级别的特工头子，虽说手里捧的都是看守所发的铁饭碗股票配资吧，可中间隔着三千四百里的地界——一个蹲在天津的大牢里，另一个被关在台北的号子里。提起这俩人，看过电视剧《潜伏》的朋友，脑海里第一时间蹦出来的名字准是吴敬中和李涯。但在真正的历史档案里，他们叫吴景中和李俊才。更有意思的是，现实中这俩人的结局，比编剧笔下的故事还要耐琢磨。这不光是两个人命运的反差，更像是一盘关于“怎么止损”的生死棋局。先看看那个接盘侠李俊才。在荧幕上，李涯是为了党国不想活的死忠粉，最后被人抱着一块儿跳楼了。但在1949年的天津，现实里的李俊才面对的是一道要命的算术题。那会儿吴景中早就抹油溜之大吉，把“黄雀计划”这个烫手山芋甩给了李俊才。按照上头的剧本，李俊才得潜伏下来，领着留下的四个小组搞破坏、搞暗杀，配合那个压根没影的“反攻”。李俊才攥着这个剧本，心里却把账算得门儿清。眼瞅着兵败如山倒，这时候去搞什么“黄雀计划”，投入产出比是多少？零。

甚至是负数——把命填进去，连个响声都听不见。这事儿无关忠诚，纯粹是智商测试。李俊才显然脑子没进水。他做出了一个在当时国民党特务圈子里极其罕见的决定：割肉止损。他没像电视里演的那样死磕到底，而是领着四个装备了全套美式电台和武器的“黄雀小组”，排着队走进了天津军管会的大门。投诚，自首，交枪，交人。这步棋让他进了看守所，但也让大伙儿的脑袋都留在了脖子上。就在李俊才在天津的监舍里啃窝头的时候，他的老上司吴景中，日子过得看似“洋气”，其实也是一地鸡毛。吴景中没留在大陆，可也没能像他想的那样去搞什么“海峡计划”。脚刚沾上南京的地皮，就被毛人凤给扣了。毛人凤的理由简单粗暴，还要命：你是天津站长，天津丢了，你就是失职。紧接着，吴景中被押到了台湾，直接扔进大牢，等着他的很可能是吃枪子儿。这就弄出了一个特别荒唐的画面：1950年的除夕夜，原本是上下级的两个人，因为走了不同的路，最后殊途同归，都在高墙电网里听着墙外的鞭炮响。可吴景中这笔账，算的不是“止损”，而是“圈子”。他在号子里能不能喝上红酒，不看毛人凤的脸色，得看他那帮老同学给不给力。

吴景中的底牌硬得很。人家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出来的，这学历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层就是块金字招牌。他当年的同班同学里，有个名字叫蒋经国。除了小蒋，当时的“国防部次长”郑介民、保密局香港站站长谢力公、澳门站站长程一鸣，全是一个班出来的。这就像一张铺开的大网，吴景中虽然蹲在局子里，但他心里有底，这张网能兜住他。结果正如他所料，这笔人情投资的回报率高得吓人。在里面蹲了一年多，蒋经国出面作保。吴景中不光全须全尾地出来了，还免了一切职务，摇身一变去了香港，成了个倒腾房地产的大老板。从阶下囚到香港富商，吴景中用的不是特工那套，而是混圈子的本事。跟他们有点瓜葛的另外两位——文强和沈醉，在1950年这个年夜饭的桌上，又折射出了另一种活法。文强，这个号称“抗战胜利后第一个进东北的国军中将”，当时的处境挺有意思。他在淮海战场被俘后，跟其他高级战犯一块儿被关在山东潍坊。照文强后来的回忆，他在1950年的除夕过得那是相当“滋润”。他们这帮人被编成一个高级组，住在一个大地主家的院子里。虽说出不了大门，但在院里是自由的。

年三十那天，大伙儿凑份子买菜做饭。文强掌勺做湖南菜，王耀武在门口当迎宾，还有个四川籍的军长负责弄川菜。十几个人围成一圈，甚至还搞到了酒。这种“优待”，其实是新政权摆出的一种姿态。可文强心里的那个疙瘩，系得太死。过完这个还算不错的年后，周总理在名单上看见了他的名字，特意派萧劲光把他接到了北京功德林。管教让他写悔过书，这是特赦的第一级台阶。文强啥反应？脖子一梗，坚决不写。他的逻辑是：我一直干的是对日谍报，内战时候也就是个参谋，没干伤天害理的事，而且在淮海战场还保过七个武工队员，凭啥让我认罪？这话说得挺硬气，可代价太大了。因为死活不认错，他错过了每一趟特赦的班车，一直熬到1975年最后一批才被放出来。为了这口气，他多蹲了二十多年的大牢。再看沈醉，他在1950年的除夕，过得比谁都舒坦。沈醉在回忆录里说得直白：“我那会儿手头真不缺钱。”

坐牢咋还不缺钱？因为他当特务头子那会儿，给昆明的几个大资本家帮过忙。这就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。等他落难了，那些资本家没落井下石，反倒经常给他送钱送物。在狱中，沈醉甚至能支使看守去买东西、送信。这种“惬意”的牢狱生活，全靠他当年懂得“留后路”。时间轴拉到1966年，当初这些决定的“利滚利”开始显现了。李俊才因为当年主动投诚，改造积极，在1966年第六批特赦后，回了老家。先当小学副校长，后来又当校长、政协委员。教书育人，桃李满天下。每逢过年，学生们成帮结伙地来给他拜年。对于一个半辈子在刀尖上舔血的特工来说，这种满屋子孩子笑声的晚年，大概就是所谓的“修成正果”。那吴景中呢？他在香港的迷雾里没了踪影。有人传香港好些楼盘是他盖的，也有人说他其实还在帮小蒋和郑介民搞情报。

但不论咋样，当李俊才拿着退休金安安稳稳当“副校长”的时候，吴景中虽说可能喝着高档红酒，却再也不敢轻易信谁，更别提找老部下叙旧了。至于文强，1966年的除夕，他还在秦城农场里干活改造，瞅着墙外的烟花，不知有没有后悔过当年那股子“倔劲”。回头看1950年的那个除夕，这四个人的命数其实早就埋好了引线。李俊才选了识时务，换了个安稳晚年；吴景中选了拼关系，换来了富贵但也成了浮萍；沈醉选了利益互换，换来了生存缝隙；文强选了死磕，换来了二十五年的铁窗泪。历史从来不玩虚的。所有的结局，都是当初那个决定的回响。要是当时李俊才真去搞了那个“黄雀计划”，要是文强到了北京就把悔过书写了，要是沈醉没帮过那些有钱人… … 他们后来的人生，指不定是啥样。可惜历史没如果，只有结果。而这些结果，在1950年那顿未必能喝上红酒的年夜饭里，其实就已经定格了。文强著《文强口述自传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03年版。沈醉著《战犯改造所见闻》，中国文史出版社，2015年版。凤凰卫视《冷暖人生》栏目关于国民党特赦战犯的专访资料。